[48]实践中部分授权条款存在着抽象、笼统的问题。
[38]即使未来纳税人同样将其视为收益，当前的投资者也不能确保投资行为必然获得成功，毕竟任何投资行为都伴随着风险。总体而言，虽然我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尚在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之下，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政府债务逐年攀升的事实。
当前一代纳税人在享受上一代投资收益的同时也要为下一代投资，代际之间借此缔结了一种代际合同，这正是代际公平的体现。然而，如果将目光局限于某一特定预算周期内，那么举债与征税毫无疑问应当被视为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两种并列手段，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27]至于那些并非由宪法或法律明确规定，而是通过财政预算授权的国家任务，则更是如此。收支平衡原则发挥着代议机关政治评估的功能，如果当前的一切财政任务均可通过将负担转嫁给未来的方式得以完成，那么代议机关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各种财政任务进行评估和取舍的权力将不复存在。以下笔者将分别对平等权和纳税义务展开讨论。
在预算编制环节，行政机关的主导地位体现得尤为明显，代议机关虽然享有预算审批权，但总体而言，其对于预算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特别是基于专业知识等因素的局限性，代议机关对财政预算的审批和监督效果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可见，从公民的纳税义务中导出的租税国家原则构成国家举借债务的又一宪法界限。[16]易言之，认定某特定事实是否该当于法律规范的要件，而确定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如同其它国家法院判例的形成具有渐进性，是否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可允许审查机构根据情势的需要，在与我国立法机关宪法监督体制相吻合的前提下逐步扩大。无论撤销、修改、废止、停止适用等属于立法行为，其实质是无效，其具体含义是不再实施、执行和适用。传统上属于总统和国会职权领域内，外交、国家安全、战争权力以及宪法修正程序都属于政治问题，法院是不涉足的。在抽象的规范审查案件中，审查机关只宣布规范性文件违宪，但却不能给当事人提供救济，原因在于这种类型的审查依循的是客观法模式，而非主观权利模式。
这是一个政治目标，既非约束立法权，亦非单纯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律涵摄是确定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对应关系，进而加以判断的过程。
2. 排除咨询 为了表明其权力范围，依据三权分立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创了不提供咨询的先例。这六项标准分别是：其一，宪法承诺特定问题由其它平行机关解决。鉴于国会有查明事实真相的能力，国会对实践中的歧视行为享有酌处权。最后，从实际情形看，不仅法律是否构成审查的对象未有定论，[22]且实践中法律权威未牢固树立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并非如欧洲国家那样强势，实践中对我国宪法权威构成威胁的并非是全国性法律，而是浩如烟海的各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司法解释等。
合宪性审查涉及法规范的制定，而非仅仅纠纷的裁决，其价值取向是法治统一，且由于备案审查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不涉及法律的适用，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合宪性审查是政治问题。就基本权利保障而言，虽然提起审查的法规中涉及基本权利，但这些法规多是在形式与程序上违反上位法，如制定主体不合法、超越权限等，并非是法院裁判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而是抽象的规范性文件。[②]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omson/West 2003, p65. [③] Baker v. Carr, 369 U.S. 186（1962）. [④]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一切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及领事的案件。
也就是说，无论是抽象规范审查，还是宪法诉愿，德国模式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摘要: 权力机关宪法监督模式决定了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的性质是政治审查，其所审查的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美国司法审查并非宪法上的设计，期初在于确保联邦统一，其后法院才成为个人自由的保护者。实践中，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进行备案审查时，分别适用三种审查程序：经申请提起的审查、依职权提起的审查和专项审查。
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如下:一切基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的及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普通法的及衡平法的案件。作为专门审理政治案件的机构，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是特设的处理政治问题的机构，它们与普通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院并不相同，始终带有政治机构的痕迹，不仅审理宪法案件，还负责提供咨询。如果争议已经解决意味着冲突消失，不宜再由法院裁决。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种进步。其中，适当性原则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是指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实践中，法规备案审查室提出废止一些省份规定的超生即辞退的地方性法规，就是使用比例原则之限制最小方法。
第二，淫秽问题的界定既包含了事实问题，也包含了法律问题，与赌博事实的界定不同。适合于法院审理的案件必须研究如下问题能在司法上判明所声言的责任，在司法上确定其范围，以及是否可在司法上对所要求的权利提供保护办法。
这些标准成为判定是否属于适合法院裁决的案件的依据，也是认定何为法律问题的标准。这里的补救是国会通过立法根除实践中的种族歧视，即矫正或者纠正。
同时，在确立何为淫秽的问题上，法院将之交给由地方人士组成的陪审团来认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确定禁止奴隶制和歧视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尊重国会的判断，认为国会有权通过立法实施这几项修正案，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歧视，确保对这类权利的保护。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权力机关，它只能实施宪法，而不能提供司法救济。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分析，类似于美国的on its face，以及德国抽象的违宪审查。其五，不同寻常的需求毫无异议地要求尊重政治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26]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
20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放弃政治问题理论，对涉及选区划分的问题予以裁决。以合众国为当事人的诉讼…… 1. 案件和争议 法律问题是由法院裁决的案件和争议。
立法包括所法律的立、改、废意味着各国家机关和当事人都须遵守。[⑦]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美国继受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但是，由于美式司法审查不同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司法审查，故公法救济不仅仅针对行政行为，而是也包括联邦和州制定法以及法院裁决。原因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采用的是抽象规范审查，而非基本权利保护模式。
例如，一些州通过文化考试限制投票，这一规定就是歧视，国会可采取立法方式在《投票权法》上予以纠正，限制州以文化考试定投票权的制度。涉及法律本身规定的是否清晰、明确、禁止手段是否超过实际需要，以及是否对公民基本自由施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虽然这些审查标准带有抽象成分，但归根结底仍需适用到具体案件中，对特定人和事产生影响。[⑤]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对此，美国宪法评论家认为，这等于让陪审团去做宪法解释的事情，类似于由陪审团作出如同刑事案件中涉及联邦宪法第1修正案的明显和现实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工作。
在此，淫秽已经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对于美国联邦宪法第13、14、15修正案规定的基本权利，国会实施的权力有哪些？或者说，国会的立法权究竟有多大？早期，实施仅指国会对法院宣布违宪的法律提供法律补救。
一项法律虽然在表面上看是明确的，但如果它不加区别地既用于被保护的表达自由，又用于不被保护的表达自由，则可能牵扯面过宽。从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来看，法规备案审查室对规范性文件审查在总体上适用宪法第五条规定的抵触原则，其在实际上适用的是《立法法》第8条与第9条规定的法律保留，以及法律保留原则的下位原则比例原则。
美国分散型审查体制是由普通法院审理宪法案件。其六，不同机构宣布的决定彼此冲突引发潜在尴尬。
